剑川Gai上的本土老哥儿俩，就好听一声号

　　“大理是底色个天然的背景板。不断涌现的赶街创意生活方式与自然胜景无缝衔接，但与当地的本土文化又是断裂的。”而“赶街”作为当地古老的底色商业和社交模式，凝聚了本地人的赶街生活智慧，与农业生活有着具体的本土连接。

　　沙坝街只在每周三出现。底色

　　在其他时候，赶街这里是本土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内一片贴着214国道的空地，几排簇新的底色房屋和仓库沉默相对。到了热闹的赶街“赶街天”，这块空地会被密集的本土遮阳篷占领。周边的底色农户和采购者纷至沓来，有人牵来温顺的奶牛，有人摆出木雕和盆景；粮食蔬果曝晒于高原日光下，沿街的喇叭里此起彼伏地叫卖着水果、草药和零食。

　　各色物产植根于山川大地，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节律中生长出来，汇集到沸腾的街子上。从二月八的螺蛳到端午节的草药，再到雨季的菌子，四时之景不同，街子也变换出不同的色彩。

　　“街（音Gai）子”是云南方言对传统市集的称呼。这些市集由众多流动摊贩组成，本地农产、牲畜与小吃、日用品混杂。街子通常位于交通要道，辐射临近的县城、乡镇和村落。赶街的次数基于乡村的生产节奏，通常一个月四次或六次。大理人赶街，既是为采买日常所需，又是一种社交和游玩活动。赶街，是乡村活里的一抹亮色。

　　2020年，媒体人赵茜离开此前供职的商业杂志，从北京回到家乡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洲镇，发起“液态市集”。这是一个以大理市集为田野，关注传统市集的现代性和在地文化的研究项目。2024年1月，“液态市集”主创的系列纪录片《走，赶Gai去》在视频网站上线。节目以团队三年间对大理街子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展现鲜活而具体的乡村图景。

每年五月端午，喜洲的佰草集专门卖新鲜药草，一年一天

　　拼贴大理

　　谈起大理，总绕不开乡野田园、自在悠闲之类的想象。但如果摘除这些标签，细看被山河切割的版图，会发现这里并非铁板一块。苍洱环抱之间，有白、汉、彝、回等13个世居民族，4249种高等植物，817种陆地野生动物。从最高点雪斑山到怒江江面，大理州的海拔落差超过3500米。

　　大理内部风貌迥异。西北部的剑川县和鹤庆县镶嵌在横断山脉之中，木匠和银匠游历四方，远走藏地。喜洲因商帮而兴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富商大贾豪宅连绵，是云南最阔绰的城镇之一。在南边，洱海从西洱河流出，流过下关新城的楼宇、桥梁和马路，汇入澜沧江。

　　1984年，大理市成为中国第一批对外国游客开放的城市之一。异国背包客们来到洱海边，在古城的街道上游荡、喝咖啡、晒太阳，也带来了嬉皮士文化。1999年的“十一”假期，中国人有了第一个黄金周，大理自此成为经久不衰的景点。到了21世纪，在“逃离北上广”的声音中，大理被塑造成“诗意栖居”的符号。白领、创业者、酷儿、数字游民……一批又一批的移民到来，将自己想象中的大理附着于山野之间。

　　2018年，赵茜做了一个关于大理商业地理的选题。那段时间，她见了一众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新移民，听他们讲各种各样的创业尝试——市集、民宿、农场和创新教育……大理变成了一个“奇特的旅游产品孵化器”。她发现创客们口中那个丰富时髦的大理与自己从小生长的大理毫无关系。“大理是个天然的背景板。不断涌现的创意生活方式与自然胜景无缝衔接，但与当地的文化又是断裂的。”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五的火把节简直可以说是一次打破一切禁锢的狂欢节

　　大理不断被外来者观看和言说，不同的想法和生活层叠拼贴，被这片土地吸纳。然而不同于闽南、岭南这样对本土文化有很强话语权的地域，大理人很少讲述自己的民族文化。“他们就好好过日子，懒得去跟你讲，有点与世无争的隐士风度。”赵茜说。

　　如何书写一个更在地的大理？这是她在探索的问题。

　　“街子比菜市场好玩一万倍”

　　一开始回到家乡时，赵茜想写一本关于喜洲商帮的书。但那时商帮大佬们多已去世，留在国内的后辈们基本已不再从商。在对商帮后代的采访中，她能得到的只是流水账一样的记忆，难以编织成有血有肉的故事。写书受挫后，她从历史中抽离，转向了更日常的大理街子。

　　相比于花样繁多的线上和线下商业，街子是最简单的交换方式。这种古老的商业模式依然在农村占据一席之地。在大理生活，即便在快递和外卖发达的今天，你也无法忽视街子的存在。广场上、马路边、荒废的空地上，一个个流动摊贩支起遮阳篷，就可以即兴铺陈出本地的物产和人情。

　　作为一个“疯狂的菜市场迷”，赵茜觉得街子比城里的菜场“还要好玩一万倍”。街子少了菜市场的整洁和秩序，却也因此多了自由、随性和惊喜。场地是临时的，摊位是临时的，“买”和“卖”之间的界线也是临时的。有人才买到东西，逛了一圈后就卖出。有人的“尖货”很受欢迎，不到一早上就卖空，他们便也加入“赶街”的队伍，从摊主瞬间变成顾客。

　　在大理赶街，你有机会见到各种有意思的人。赵茜曾在沙坝街上遇到过一个特立独行的民间牙医。他一身白族服饰，头戴黄布裹巾，身着红领褂，摇晃着手鼓与人对唱大本曲。这是一种白族民间的说唱曲艺，常见于节庆和红白喜事等场合。牙医老伯的心思并没有完全放在给人镶牙上，他花了很多时间收集、创作大本曲，还自费印刷了很多本歌词册子，方便跟街子上碰到的同好交流。没有生意时，牙医摊子就成了他的舞台。如果一天下来一个病人也没有，那就唱一天歌、跳一天舞。

沙坝Gai上的夫妻档小王姐和小苏哥

　　“街子上有太多文艺青年了，他们文艺的方式都很多元。”赵茜笑谈，“大家都愿意坐下来，你拉一个二胡，我弹一个三弦，一边拉一边就开始唱了。”

　　在沙坝街的另一边，梁师傅在卖罗汉松和吊金钟。每个星期他都要拉上一车植物去赶三个街——下关街、沙坝街和大理街（大理街地点在大理古城西郊，时间为每月农历的初二、初九、十六、二十三）。

　　作为一个资深的盆景师，他并不讳言自己在商业上的诉求。他深谙如何花最少的钱买下一株吊金钟，再把它加工成好看的盆景，卖上一个好价钱。然而相比于每天能卖几盆花，他更在乎同道中人对自己作品的认可。“我不喜欢一开口就问多少钱，你要是走过来说这个很漂亮，很有味道，我就很高兴。”在纪录片里，身形瘦削的梁师傅一面说，一面侍弄花草。

　　摊主们不仅仅是在卖东西，更在舒展自己的个性。甚至可以说后者才是赶街的真意所在。

　　从2020年开始，人类学者马立安在大理待了三年。此前她更为人知的工作是扎根于深圳城中村的“握手302”项目，该项目曾发起许多探索城市文化和激发社区活力的艺术活动。从深圳来到大理，她更深刻地体会到自己的生活“并非一座孤岛”，而是与周围紧密联系。

　　随着规模扩大，城市的地方性被削弱。在物流系统发达的北上广深，你可以吃到泰国的香米、北欧的三文鱼、反季节的智利车厘子，但这些国际化的食材与本地生活并无联系。在大理，城镇对附近乡村物产的依赖性更强。“你基本上知道吃的东西来自当地的哪个村子，对季节也会有更具体的感受。”而街子是季节和时令灵敏的指针。

　　马立安认为街子最吸引她的地方在于人与人之间真实可感的连接。在买和卖之间，新鲜的食物成为联系摊主和顾客的载体。“在赶街的时候，你会意识到一棵青菜、一块肉、一块豆腐都需要经过别人的劳动才能来到你的餐盘里。”卖家像是一部“活百科”。对于摊前的山珍野菜怎么做才好吃、各类草药有何功效，他们了如指掌。去赶街，你收获的不只是瓜果蔬菜，还有本地人的生活智慧。

　　发达的数字经济正在切断这种日常的连接，这是马立安所担忧的。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线上平台购物，外卖和快递送到家门口。整个过程顺畅而高效，甚至不需要与任何人接触。“我们都叫送货员‘小哥’，但我们并不认识他们。而在街子上，即便你和卖家不是亲切的朋友，他们也不是陌生人。”

　　金姑、公路与城市

　　奶奶们是大理街子上不容忽视的主角。她们精打细算，买任何东西都要货比三家、讨价还价。五谷杂粮、瓜果野菜、银手镯、绣花鞋、扎染布……摊位上五颜六色的货品展开来就是她们丰富的生活世界。白族女性一生辛劳，耕作、打渔、盖房、洗衣缝补、养育后辈……繁重的家务在她们的脸上留下刻痕。

　　每年的“接金姑”仪式是奶奶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相传金姑是唐初白子国大首领张乐进求的三女儿，因不满父亲的包办婚姻，从喜洲出逃。沿途遇到蟒蛇袭击，被猎人细奴逻搭救，两人在巍山结为连理。每年农历二月初八到十七，奶奶们组团出游，从喜洲一路向南，到达巍山县西边大寺，把远嫁的金姑接回娘家。为了这趟旅行，她们很早就穿梭在各个街子上，购买纸衣纸马、香烛贡品、盛装首饰，准备各种物事。

　　“接金姑”的旅程延续了几百年。十天不到的出游像是短暂的喘息，将奶奶们从操劳中解放出来。相比于高高在上的神明，金姑更像是她们的姐妹。她们向金姑娘娘倾吐心事，精心为她挑选衣物和饰品。每个奶奶都能讲出不同版本的金姑故事，三公主的叛逆、独立和坚韧，也寄托着她们的祈愿。

　　以前的人们徒步“接金姑”，要足足走一百来公里；现在有了公路和汽车，旅途多了舒适和悠闲。在《走，赶Gai去》的镜头里，奶奶们把大包小包塞进大巴的行李仓。车子驶过新生的田野、未化的雪山，她们在车上举着话筒唱起白族调。山路铺了柏油，乘车取代徒步，但金姑所联系的情谊似乎从未改变。

杨奶奶作为本村接金姑团队的二把手，精力满满

　　承载着太多乡野想象的大理也逃不开城镇化的浪潮，而这也为本地人带来了机会。

　　纪录片里的另一位主角剑川人老何靠做木工起家。剑川自古因木匠而闻名，有俗语道：“丽江粑粑鹤庆酒，剑川木匠到处有。”老何已年逾七十，年轻时遭遇动荡波折，上世纪70年代因家境贫穷而做木工糊口。他自叹其时木匠断代，没有遇上好的师傅，但也幸运地赶上了大兴土木的年代。改革开放后，老何进入本地一家做木雕的乡镇企业。之后遇上城市开发大潮，他自学工程知识，毛遂自荐，拿下多个仿古建筑承建项目。老何从传统木匠跃入更精确的现代工程体系，耕耘多年，将公司业务拓展至东南亚。

　　然而另一方面，当乡村遭遇城市治理的逻辑，街子变得更有序，却也更驯良和单调，有的甚至萎缩、消失。聊起那些还没来得及拍摄就变了模样的街子，赵茜的言语中透出惋惜。

　　巍山县盛产牛，自然也有卖牛的街子。每年春节的市集上，放眼望去全是牛，有的牛甚至被赶到干枯的河床里。牛儿太多，人们走路都会贴上牛肚皮。然而等纪录片团队准备去拍摄牛街时，这里已摇身变成了智慧化交易中心。土路变成了水泥，每一个栏口都加上了铁围栏。“街子的风味没有了。”赵茜说，“牛是很胆小的动物，很容易会崴到脚摔倒。栏杆一弄，水泥地一铺，看起来是气派，然而这里的主角牛却更容易受伤。”

　　马立安回忆起1998年她第一次来大理赶街时的情景。那时大理市是中国少数几个对外国人开放旅游的城市之一。洱海边上没有码头，更没有民宿和餐厅。街子在湖岸边延伸开，从肉菜食材到大理石和木制品，玲琅满目。即便在中心城区，走两步也能遇到街子。

　　对于大理新移民来说，赶街是一种新奇的体验，是了解本地的窗口，而非必须。对于经济条件有限的人来说，比超市和网购要便宜的街子依然是他们获取食物和日用百货的途径。然而在线上和线下的选择变得繁多的当下，街子确实已经离开了很多人的生活。

　　城镇繁荣而农业式微，这似乎是难以阻挡的趋势。“如果一个地方还有街子存在，那肯定是因为这里与农业生活还有着具体的连接。当这种连接断裂后，街子也就不会再有了。”马立安说。

　　寻找一棵松树、一座魁阁

　　拍摄当天，盆景师梁师傅要带纪录片摄制组去寻访大理最正宗的罗汉松。他要找的松树位于云南省大理第一中学（以下简称“大理一中”）内。学校坐落在熙熙攘攘的人民路上，闹中取静，一方照壁隔开喧嚣。校园本不对外开放，但门卫听说这一行人要来看罗汉松，高兴地开门邀请。

　　大理一中的天井里一共栽培了五棵罗汉松。梁师傅最喜爱的那棵已有将近170年树龄。松树矗立在角落里，树干用围栏和钢筋支撑，依然生生不息，新绿叠着旧绿。用手抚摸叶片，会激起一层轻雾。这棵树也是大理罗汉松的重要种源之一，人们从这棵母树上剪取枝条，扦插、培育，蟠扎成各式盆景。老树以这样特殊的方式开枝散叶，繁衍生息。

　　三十多年前，梁师傅因一棵老树桩而与盆景结缘，后来赶上罗汉松身价暴涨的热潮。梁师傅有着许多云南人的共性，一开始养花弄草是奔着钱去的，最后大部分都没赚到钱，他却成了真花迷。人的雕琢加上时间的造化，一株树苗长成好看的盆景需要三五年。而一个盆景师的一生不过几十年。对于一棵参天的罗汉松来说，这些时间都太过短暂。

　　在剑川，老何花了六年筹备一件大事。他一生为别人建房造园，到了晚年终于在家乡为自己建了枕石山房。在方圆一亩多的土地上，亭台楼阁，花木掩映。建筑用的都是剑川传统建筑的榫卯结构，园内的松石梅竹则是老何从各个街子上精挑细选而来。园子建在一块高地上，从茶室望出去，村落与稻田相连，山峦连绵，尽收眼底。

剑川木匠老何花了好几年，终于找到了适合放在假山上的松树

　　功成名就的老何花大力气修枕石山房，是为了把自己的一生所学留存下来，以供后人品鉴。这也是许多剑川儒匠的一生所求。调研之后赵茜发现，虽然剑川是典型的白族聚居地，但影响剑川木匠最大的文化其实是儒学。“那些厉害的木匠，即便操着非常地道的白语，最想过的却是汉族文人的生活。”

　　一次采访中，赵茜跟着老何去了剑川县沙溪镇大长乐村，去看村子里的魁星阁。这是老何最佩服的剑川木匠杨永泰的作品。老何与杨永泰相隔几代人，中间隔着几十年的天翻地覆。他拜师学艺时，培育剑川传统木匠的乡村土壤已经开始变化。厉害的木匠师傅断代，老何就遍访杨永泰的足迹，自己测绘沙溪的古建筑，自学古建的结构构造，以这种方式接近剑川木匠最高级的手艺。

　　魁星阁屹立于村子中心，阁前挂一牌匾，上书“文光射斗”。六角塔顶在一片平房中格外出众。飞檐翘角，像群鸟振翅于蓝天下。建筑已关闭多年，屋檐上荒草摇曳。光影流转，夕阳洒在老何身上，落在褪色的彩绘上，也把雕花栏杆的影子映在地上。

　　那一刻，老何与自己无缘遇见的师傅隔着时间的长河握了握手。

　　文/南方人物周刊特约撰稿 李乔

　　图/液态市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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